所(suo)謂(wei)“紙”，在漢代(dai)許慎的《說文(wen)解字》裏的(de)解(jie)釋是，“紙，絮（即纖(xian)維(wei)）也，一曰苫(shan)也”。這(zhe)是個形聲(sheng)字，構成(cheng)紙(zhi)的植(zhi)物纖維從肉(rou)眼看確像白細的絲絮，故而從“糸”。早在20世(shi)紀70年代，甘肅居延的肩水金關(guan)漢代遺址就出(chu)土(tu)了(le)公元前(qian)1世(shi)紀的麻紙。由此可見(jian)，早在西漢時中(zhong)國人就已發(fa)明了造紙。不過，彼時(shi)的麻紙還較粗糙，不(bu)便書寫(xie)，且當時造紙原料(liao)麻(ma)主要用(yong)於縫製衣服，以(yi)麻為主(zhu)要原料，造紙業自然難有大的發展。但曙光已(yi)現，迫切的社(she)會需(xu)求又(you)在催促著技術的改進。有道是(shi)時勢造英(ying)雄，東(dong)漢出現了一位中國(guo)和(he)世界科技史上的偉人(ren)、造紙術的革新(xin)家——蔡倫。柠檬视频直播APP

       蔡倫是一個東漢(han)宦官，去世於公元121年，生年(nian)不詳，其生(sheng)平事跡見於《後(hou)漢書·宦者列傳》，他總結了西(xi)漢以來的造紙經驗，利用東漢皇室工(gong)場的物質條件(jian)和能工巧匠，采用樹皮、麻頭(tou)、破布(bu)和漁網等用做原料（其中，用樹皮做(zuo)原料，就是現代木漿紙的先(xian)河），變廢為(wei)寶，又改造了造紙工藝(yi)，造(zao)出了一(yi)批質(zhi)量(liang)較高的好紙。至於。元興元年（105年），蔡(cai)倫把紙獻給朝廷。這件事受到(dao)漢和帝劉肇的稱讚(zan)和嘉獎，並(bing)且(qie)通令全國推廣，還讓史官記錄在冊。後來，人們就把這種紙叫做“蔡侯(hou)紙”。漢代以後，雖(sui)然造紙工藝不斷(duan)成熟(shu)完善，但上述四(si)道程序基本(ben)未變。

       中國紙大(da)約在3世紀(ji)從敦(dun)煌開始(shi)西傳。新疆正是通往中亞、西亞的必(bi)經(jing)之地，中國紙由(you)駱駝商隊經甘肅、新疆向(xiang)西販運(yun)，西域商客也在當地(di)停(ting)留從事貿(mao)易。早期(qi)西方(fang)探險家斯文·赫定與斯(si)坦因(yin)在新疆樓蘭地區曾(ceng)發現3世紀中國麻紙殘片。經研究，這些(xie)信由客居涼州（今(jin)甘肅武(wu)威）的商人南奈·萬(wan)達（Nanai Vandak）在晉懷帝永(yong)嘉(jia)年間（307-313年）寫給其居(ju)住在撒馬(ma)爾罕(han)的友人的。近年來(lai)中國考(kao)察(cha)團在發掘工作中發現了寫有漢文、藏文、梵文及古(gu)代龜茲文的8世紀寫本。其中1972年在吐魯番發現(xian)的文書(shu)中，有一份被定(ding)為公(gong)元620年之物，上麵有(you)造紙人“紙師隗顯(xian)奴”和高昌行政官(guan)員的姓(xing)名(ming)。另一殘片上寫有派遣囚(qiu)徒到造紙場(chang)做工的行文。這說(shuo)明(ming)在中原人民廣(guang)泛造紙以後，不久(jiu)紙張就傳到西域各地，並且被(bei)當地人所利用。

       到了公元751年七月，唐朝安西節度使(shi)的軍隊與(yu)黑(hei)衣大食（阿拉伯(bo)帝(di)國）的邊防軍在中亞(ya)怛羅斯城(cheng)發生了一次孤立的衝(chong)突。這場戰(zhan)役的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guo)是，被阿(a)拉(la)伯人俘獲的唐(tang)朝戰俘中有造紙工匠。這些工匠(jiang)被帶回到阿拉伯在中亞的軍事駐(zhu)地撒馬爾罕後，造紙技(ji)術開(kai)始在伊(yi)斯蘭世界(jie)生根。11世紀阿拉伯作家(jia)薩阿立比（Al-Tha ' alibi，960-1038年）在所著《珍(zhen)聞諧趣之書》中就(jiu)寫道：“造紙術從中國傳到撒(sa)馬爾罕，是由於被俘的中國士兵。獲(huo)此中國俘虜的人是齊牙德(de)·伊本·噶(ga)利(li)將軍。俘虜中間有些以造紙為業的人，由是設廠造紙，馳(chi)名遠(yuan)近。造紙業發達後，紙遂為撒馬爾罕對外貿易的一種重要出口品。造紙既盛，抄寫方便，不僅(jin)利濟(ji)一方，實為全世界人類造福(fu)”。

       的確如此，造紙術傳入(ru)阿拉伯帝國後，在撒馬爾罕興建了批造紙工場，由中國工匠傳授技術，而且設備(bei)也是中國式的。撒馬爾罕豐(feng)富(fu)的大麻和亞麻植物加上灌溉渠中的水，為造紙提供了自然資源，紙的產量逐步上升，不僅滿足(zu)了當地需要(yao)，而且在與外地貿易中，紙張(zhang)成為撒馬爾罕的重要商品。如同在中國內地造紙的習慣一樣，造紙工匠們以地方命名，把(ba)當地生產出來的紙叫做“撒馬爾罕紙”。不久，在阿拉伯帝國各屬(shu)地都熟知這種紙了。所以，當(dang)時的阿拉伯人說，在撒馬爾罕的特產中，首先應(ying)該提到的是紙。沿(yan)著“絲綢之路(lu)”，造紙業(ye)繼續從撒馬爾罕傳到巴格達，當時的阿拉伯帝國首都(dou)以及當時世界Z富庶(shu)的城市之一。公元793年，阿拉伯帝國哈(ha)裏(li)發哈倫·拉希德在巴格達建立一家造紙工場，聘請(qing)中國工匠造紙。公元795年又在敘利亞大馬士革開辦了一家造紙工場。由於(yu)當地接近地中海海(hai)岸，交通方便。歐洲各國在自己沒有建立造紙廠之前，紛紛(fen)向大馬士革購(gou)買(mai)紙張。從此，大馬士革紙在歐洲大陸(lu)風(feng)行的時間長達幾(ji)百年之(zhi)久。有趣的是，在敘利亞境內還有一個(ge)地方叫(jiao)班畢城，後來也(ye)生產(chan)紙張。本來該地出產的紙可(ke)以叫做班畢(bi)紙。由於(yu)“班畢（Bambycina）”的發音跟歐洲稱呼(hu)棉花的發音（Bombycina）相近，出現了訛傳——在很(hen)長的時間裏，歐洲(zhou)長期認為阿拉伯紙都是棉(mian)紙，這當然是一個有趣的誤會。

       造紙術傳入的意(yi)義(yi)對(dui)阿拉伯帝國的文化(hua)事業而(er)言(yan)無論(lun)如何都是不過(guo)分的。在紙張傳入之前，中東地區的人們曾經廣泛使用羊皮(pi)紙作為書寫材料。所謂“羊皮紙”（parchment）是一種(zhong)統稱，指使用動(dong)物皮革製成的紙張，以綿羊皮為主，也包(bao)括(kuo)山羊皮、小牛皮等，質量的羊(yang)皮紙是用犢(du)皮製(zhi)成的，稱(cheng)為犢皮紙（vellum）。地中海地區在古代一直有使用動物皮作為書寫材料的傳統(tong)，但是成熟的羊皮紙製造工藝在公元2世紀中期後才出現。但羊皮紙的價(jia)格高昂，加(jia)上寫一部書需幾百張羊皮，一般人是負擔(dan)不起的。換句話說，在造紙術尚未傳入的地區，即使有博通(tong)諸學、作業勤奮的譯(yi)員、作家，也無力(li)支付昂貴的紙張以著書立說。至(zhi)於古代埃及曾經使用長(zhang)達3000年的莎草紙，雖然(ran)它的成本要遠遠低於羊皮紙，在埃及的普及(ji)性也遠遠高於羊皮紙，但是由於產地基本隻有尼羅(luo)河(he)三角洲地區，所以各地根據與埃及的貿易距離，要承擔不等的高昂運輸費用，以致莎草紙的成本實際上比(bi)羊皮紙還要昂貴。相比之下，紙美觀、實(shi)用、輕便，因此迅速取代了先前用於書寫的“羊皮紙”。

       相比之下，紙張顯然更加廉(lian)價，其原(yuan)料不需要依靠畜牧業副(fu)產品，而是依靠廢舊布料，這種材料隨(sui)處可見並且供(gong)應充(chong)足。結果，紙。很快，紙張憑借(jie)它(ta)優越(yue)的書寫特(te)性(xing)、低廉的成本和穩定的供給(gei)，將羊皮紙和莎草紙完(wan)全排擠出了市場。伊斯蘭曆(li)史(shi)學家伊本·卡(ka)爾敦（Ibn Khaldun）指出：“紙張被用於政府公文和外交文本。後來，人們也將紙張用於對公文書和學(xue)術著作，而造紙的技術也達到了精(jing)湛(zhan)的水(shui)平(ping)”。

       值得玩味(wei)的是，造紙術在公元(yuan)8世紀的傳入和巴格(ge)達的學術繁榮幾乎(hu)是同(tong)時出現的。在此之前，“阿拉伯人是以劍和舌，而不是以筆為榮的。”在此之後，則(ze)變成了“他們把一切工作歸(gui)納為劍和筆兩個方麵”。造紙業的發展及社會生活中廉價紙張的應用，令(ling)抄書成本大大下降(jiang)，私人藏書成為可能，大學也有了更加廉價的教學載體。這一切(qie)都為阿拉伯帝國文化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

       公元 9 世紀時，巴格達以有百餘家書商而自豪。在不久之前還是過著遊牧生活的貝(bei)都因人“雖然隻(zhi)有很少的一點科學、哲學和文學基(ji)礎(chu)，但(dan)是他們從(cong)沙漠裏帶來了敏強烈的好奇心，難以滿(man)足的求知欲”，“從沙漠來的征服者(zhe)……證明自己(ji)是何(he)等好(hao)學的學生”。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前幾任哈裏發崇(chong)尚學問，把巴格達變成了國際學問中心(xin)。曼(man)蘇(su)爾(er)設立(li)專門的機(ji)構掌管醫學和星(xing)象學，並積極鼓勵通過絲綢(chou)之路引進異國先進(jin)文化知識(shi)。而第七任哈裏發麥(mai)蒙（813年-833年在位）本人就是一位學者，對數學和天文學深感興趣。他在巴格達建立了一所綜(zong)合性的學術機構——智慧館（由圖書館、科學院和翻譯局三(san)部(bu)分組成），並曾給出與書稿等重的黃金作為報(bao)酬的天(tian)價。在這裏，“世界各(ge)地的科(ke)學被譯成了阿拉伯文，它們獲得修飾(shi)而深入人心，其文字的優美(mei)在人們(men)的血(xue)管裏川(chuan)流(liu)不息”。

       在阿拉伯人勢(shi)力控製的範圍內，各地區(qu)先後掀起了亙古未有的翻譯、考證、勘(kan)誤、謄錄(lu)、診釋、增(zeng)補古典遺(yi)產的運動。在這場長達百(bai)年的“翻(fan)譯運動”中，古希臘重(zhong)要的哲學和自然科學著作(zuo)，如柏拉圖(tu)的《理想國》、《對話集》，亞裏士多德的《形(xing)而上學》、《倫(lun)理學》，歐(ou)幾裏德的《幾何學原理》，托勒(lei)密的《天文集(ji)》等；印度(du)的數字(zi)（今天被稱為“阿拉伯數字”）、波斯（今伊朗）的曆史巨著《列王(wang)記》從絲綢之路的兩端(duan)匯集到了巴(ba)格達，隨後在智慧館裏被譯成了阿拉伯文。“在建築巴格達城後，僅僅75年工夫，阿拉伯學術界就已掌(zhang)握了亞裏士多德主要的哲學著作、新柏拉圖派主要的注釋、格林醫學的絕大部、還有波斯-印度的科學著作。希(xi)臘人花了好幾百年才發展(zhan)起來的東西，阿拉伯學者，在幾十年內(nei)，就把它完全消化了”。

       在當時的歐洲人幾乎完全不知(zhi)道古希臘(la)的思(si)想和科學之際，這些著作的阿拉伯語(yu)翻譯工作已經完成了。可以說，在中世紀的黑暗中，是穆斯林世界的星光照亮了地中海世界的科技天空：“阿拉伯留傳下十進位(wei)製、代數(shu)學的發端、現代數學和煉金術，基督教的中世紀什麽都沒留下（恩格斯《自然辯(bian)證法》）”。“當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偉人們把知識的邊界往前開拓(tuo)的時候，他們所以能眼光看得更遠，是因為他們站(zhan)在穆斯林世界巨人們的肩(jian)膀上”，尼克鬆曾這樣總結。

       如果說阿拉伯帝國利用翻譯、著述等卓有成效(xiao)的文化活(huo)動形成的豐富藏(cang)書為人類(lei)豎就了一座曆史的文化豐碑(bei)，那(na)麽，以唐代的造紙技術生產出來的阿拉伯紙，正是豎就這座(zuo)豐碑不可替換(huan)的坯石。從某(mou)種意義上說，對於 “絲綢之路”而言，阿拉伯人使用印度發明的數學字母在以中國技術製造的紙張編成的書本上繼續發展由古希臘人開始的“的自然研究(jiu)”這一事實，已經比任(ren)何言辭都更(geng)雄辯地證(zheng)明，這條(tiao)貫通歐亞的古老商路同樣也是聯(lian)係古代人類智慧(hui)的重要紐帶。